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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平心而论，我们不缺食品安全监管法则，比如《食品卫生法》规定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或者伪造卫生许可证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，予以取缔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，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5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单是“违法所得”这一点，就可以对违规者处以重罚，倾家荡产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地方政府真正将食品监管纳入法制轨道和严厉打击的轨道，重罚、严打违规者是完全可能做到的，也是不难做到的，更是一种依法办事。

　　遗憾的是，由于食品监管是多头管理，于是就出现了“有利益争着管，没有利益靠边站”的执法怪圈。不少部门都有监管责任，而出了问题又都不是直接责任人，职能部门的认真履责的积极性和严格执法的社会公心大打折扣，而是凭感觉和好恶执法，权力寻租，常常出现出其不意的执法漏洞。这种漏洞的根源就是各级职能部门的执法效率非常低下，或者说对执法懈怠已经产生了惯性依赖。再好的法律如果缺乏积极有效的行政问责和渎职追究，好的法律精神就难以落实。

　　“欲使天下安，必先食品安”，“食品安全事故”已成了中国老百姓的化学教科书，从三鹿奶粉事件中认识了三聚氰胺，从毒韭菜中认识了剧毒农药敌敌畏，从鸭蛋中认识了苏丹红，从泡菜中认识了双氧水等等。老百姓的食品安全太需要政府积极作为，太需要和行政责任挂钩了。所以，国务院“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县级以上政府责任人将受处”的最大的亮点就在于，将政府的监管责任由过去的隐性提升到了大鸣大放的显性，将无足重轻的政府责任提升到了“时不我待”的关键位置，将不痛不痒的执法提升到了“必须作为”的强化高度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有了政府责任的铁腕落实，食品安全工作会更上层楼。